后者在第12条第2款规定：本市依法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使用、加工等数据处理活动中形成的法定或者约定的财产权益，以及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关数据创新活动取得的合法财产权益。
《监察法》第12条设置了两类派驻或派出形式：一种是向机关、组织和单位派驻或派出，[12]另一种是向所管辖的行政区域派驻或派出。[28]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
[13]从行政法的角度来讲，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即使采取联合派出的方式）既不是独立的行政主体也不享有固有的行政职权，其主体独立性和职权均来自于《香港国安法》的授予。[16] 《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3年19期，第858页。第27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边防、海防和空防的防卫工作。（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向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监察建议。《香港国安法》第49条赋予国安公署的职责包括四个方面：（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因此，国安公署的派出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包括国家安全部、国防部、公安部等。[34]国家监委在具体塑造如何监督国安公署的问题上就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那么，可不可以主张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体现为劳动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占优，即应当高于资本的分配占比，甚至要求所有经济单位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从文义、历史还是目的的角度解释宪法，答案都是否定的。
奖金应当计入企业成本（第71条），属于负债，这反映了奖金的按劳分配属性。一个劳动，两种分配是对宪法第6条第2款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理解，它反映出知识技术性劳动在分配中地位的提高。[37]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8年3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第1版。第3条中的国家机关实施民主集中制原则、第67条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人大立法不得抵触基本原则，则都允许存在例外情形的存在。
[6]可见，由于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严格依照经典作家的构想来理解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规范几乎完全无法实现构建现实秩序的目的。总之，创新目标的引入进一步丰富了宪法按劳分配的意涵，为了促进创新，应当允许就知识技术性劳动同时参与按劳分配和按知识技术要素分配。
按劳分配的理论构想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如何与经济改革相互结合，为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作出贡献？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理解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意涵的重要线索，也为展望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未来发展设定了方向。[21]其二是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问题。只有准确阐发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才能建构对于宪法上经济、劳动[1]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理解。作者简介：阎天，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页。分配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二）按劳分配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将原第6条第2款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合并入第1款，并新增第2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注释: [1]对于我国宪法劳动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
作为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考虑责成国务院按年度披露两个同步的落实情况，并且在每届政府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总结。[18]《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国发〔1985〕2号，1985年1月5日发布。
[54]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了依靠少数个体单打独斗的阶段，而是以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研发活动为主要实现机制。当时所谓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中，承包人、租赁人取得收益的方式，以及职工购买企业债券所得的利息、职工参股获得的分红等。
[6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4][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页。发明创造人所获得的股权或出资比例属于以知识技术入股或出资，据此取得后续收益的性质是按知识技术分配。上述经验得自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作业，其意义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存在推广到其他宪法规范的可能。1993年修宪时引入市场机制，按照创新性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回报，有助于效率与创新的双赢。[56]这与宪法第14条第1款相互呼应。
[2]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37、41、42、68页。
这些机构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经济效益更难衡量，缺乏可挂钩的指标。相反，根据业绩即劳动产出调整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恰恰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实现效率目标的重要手段。
黄惟勤：《论我国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其一，现行宪法仍然采用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表述，但是去掉了引号，从而去除了这一规范的引语属性。
[19]同前注[9]，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59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指出：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报酬不计入奖金总额（第74条），属于利润，这反映了报酬的非按劳分配即按知识技能要素分配属性。[38]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
在效率目标的引导下，按劳分配的劳应理解为劳动的产出而非投入，物质鼓励、管理改革和利益兼顾是服务于效率目标的制度支撑职工工资则将市场对标作为考量因素之一，这是市场化不彻底的表现。
作为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考虑责成国务院按年度披露两个同步的落实情况，并且在每届政府卸任前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总结。笔者的研究，例如，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38]然而，在解释学上，明示其一并不必然具有排除其余的效果，需要结合背景加以分析。怎样落实新的解释？当前的主要做法是两个同步，即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重构了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也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环境。在宪法层面，应当重新解释第42条第2款，使之不仅服务于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而且服务于共享目标。1993年修宪后不久即召开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4]将劳动力市场确定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如何理解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如何解释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成为把握按劳分配规范意涵的关键。
其二，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求直接以劳动换产品，而我国仍然存在商品和货币，这意味着交换必然会以货币为媒介。创新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引入，改变了按劳分配的目标函数。
最后，新发展理念入宪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新的价值目标。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是成本—收益关系的量度，引入这些概念意味着终结过去只讲投入、不看产出的做法，而将产出作为衡量劳动的关键因素。
报酬一般从自行实施专利的利润中按比例提取，或者从许可实施专利的使用费中按比例提取（第72条、第73条）。[1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1982年4月2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1982年4月29日，第1版。
